嚴復(1853——1921),原名宗光,字又陵,后改名復,字幾道,福建侯官人。少年時期,嚴復考入了家鄉(xiāng)的船政學堂,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。1877年到1879年,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,先入普茨毛斯大學,后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。留學期間,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(fā)生興趣,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,并且尤為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。回國后,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,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,完成了著名的《天演論》的翻譯工作。他的譯著既區(qū)別與赫胥黎的原著,又不同于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。在《天演論》中,嚴復以“物競天擇”、“適者生存”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(fā)其救亡圖存的觀點,提倡鼓民力、開民智、新民德、自強自立、號召救亡圖存。譯文簡練,首倡“信、達、雅”的譯文標準。主辦《國聞報》!芭c天交勝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。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·斯密的《原富》、斯賓塞的《群學肄》、孟德斯鳩的《法意》等,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、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(tǒng)地引入中國,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。辛亥革命后,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。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,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。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,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,趨向對傳統(tǒng)文化的復歸。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“國種特性”會“如魚之離水而處空,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,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(fā)越,此謂之失其本性,”而“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!背鲇谶@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,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,完全用來治舊學,“用以保持吾國四、五千載圣圣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于不墜。” 嚴復(1853-1921)字又陵,又字幾道,福建省候官人。是清末很有影響的資產階段啟蒙思想家,翻譯家和教育家,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“先進的中國人”之一。 一、生平活動 嚴復出生在一個醫(yī)生家庭里,1866年考入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,學習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學知識,五年后以優(yōu)等成績畢業(yè)。1877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。留英期間,廣泛地接觸了資本主義社會及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,深受進化論思想的影響。1879年畢業(yè)回國,到福州船廠船政學任教習,次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(教務長),后升為總辦(校長)。嚴復還曾擔任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、上海復旦公學校長、安慶高等師范學堂校長,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等職。1921年10月27日去世,終年68歲。著作有《嚴幾道詩文鈔》等。著譯編為《候官嚴氏叢刑》、《嚴譯名著叢刊》。 二、教育思想 在復法運動中,嚴復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、力主復法的維新派思想家。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、重要性、迫切性,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,以“物竟天擇、適者生存”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(jù),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戊戌變法后,他致力于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,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。嚴復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化。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,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。嚴復在《原強》中提出,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于三個基本條件:“一曰血氣體力之強,二曰聰明智慧之強,三曰德性義仁之強!彼孟胪ㄟ^資產階級的體、智、德三方面教育增強國威!笆且越袢找y(tǒng)于三端:一曰鼓民力,二曰開民智,三曰新民德”。所謂鼓民力,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,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;所謂開民智,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;所謂新民德,主要是廢除專制統(tǒng)治,實行君主立憲,倡導“尊民”。嚴復要求維新變法,卻又主張“惟不可期之以聚。”“除而不驟”的具體辦法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實現(xiàn),即在當時的中國,要實行君主立憲,必須開民智之后才能實行,總之,“教育救國論”是嚴復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。 嚴復疾呼必須實行變法,否則必然亡國。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。嚴復歷數(shù)八股的危害: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,害在使天下無人才,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?曰有大害三:“其一曰錮智慧”、“其二曰壞心術”、“其三曰滋游手”。嚴復主張多辦學校,他曾論述西洋各國重視教育,對“民不讀書,罪其父母”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贊賞。因為中國民之愚智懸殊,自然不能勝過人家;谶@種思想,嚴復對辦學校是積極的。他除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外,還幫助別人辦過學校,如天津俄文館、北京通藝學堂等。嚴復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系統(tǒng)來普及教育,以“開民智”。他根據(jù)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,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段的計劃,即小學堂、中學堂和大學堂。小學堂吸收16歲以前的兒童入學;中學堂吸收16歲至21歲文理通順、有小學基礎的青年入學;大學堂學習三、四年,然后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(yè)學習 。同時,還要把學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出國留學,以造就學有專長的人才。 此外,嚴復還很重視婦女教育。他對當時上海徑正女學的創(chuàng)辦大為贊賞。認為這是中國婦女擺脫封建禮教束縛的開始,也是中國婦女自強的開始。他從救亡圖存的目的出發(fā),認為婦女自強“為國致至深之根本”。他還主張婦女應和男子一樣,在女學堂里既要讀書,又要參加社會活動,如果不參加社會活動,創(chuàng)辦的女學堂就和封建私塾沒什么區(qū)別,因而也就無意義了。顯然,他是將婦女置于整個社會變革,特別是婦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來考慮的,故十分強調參加社會活動對女學堂學生的重要意義,這也是他在婦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處。 嚴復提倡西學,反對泮務派“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”的觀點。他曾多次將中學與西學作比較:“中國最重三綱,而西人首言平等;中國親親,而西人尚賢;中國以孝治天下,而西人以公治天下;中國尊主,而西人隆民……其于為學也,中國夸多識,而西人恃人力。總之,西學“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!彼指出“中國之人好古而忽今,西之人力今以勝古!薄肮胖乇!彼运J為就是堯、舜、孔子生在今天的話,也要向西方學習的。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洋“格致”:“益非西學,洋文無以為耳目,而舍格之事,則僅得其皮毛!彼J為“中學有中學之體用,西學有西學之體用,分之則兩立,合之則兩止”。他認為應做到“體用一致”,“本來一致”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,提出“以自由為體,以民主為和”的資產階段教育方針。 他從“體用一致”的觀點出發(fā),具體規(guī)定了所設想的學校體系中各階段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。他認為在小學階段,教育目的是使兒童能“為條達妥適之文”,“而于經義史事亦粗通曉,”因則“舊學功課,十當其九”,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西學中“最淺最實之普學”為輔助讀物。在教學方法上,多采用講解,減少記誦功夫。中學階段應以“西學為重點”,“洋文功課居十分之七,中文功課居十分之三”,并且規(guī)定“一切皆用洋文授課”。在高等學堂階段,主要學“西學”,至于“中文”,則是“有考校,無功課;有書籍,無講席,聽學者以余力自治力!彼J為對于青少年,應引導他們分析,學些專深的知識,如此,讓他們有所收益,觸類旁通、左右逢源。 科學方法問題是嚴復西學觀中的一個重要方面,他曾翻譯《穆勒名學》(形式邏輯),并積極進行對“名學”的宣傳介紹。他認為歸納和演繹是建立科學的兩種重要手段。我國幾千年來,“演繹”甚多,“歸納”絕少,這也是中國“學術之所以多誣,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”的一個原因。嚴復更重視歸納法,主張要“親為觀察調查”,反對“所求而多論者,皆在文字楮素(紙墨)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”。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:“讀書得智,是第二手事。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,各物為我文字者,斯真學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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